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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名家的研究范围不宜放得过宽，否则将违背思想史的具体情况。

就其中其形而上者有非视听所及，故曰隐。朱子平素讲学，与其门人曾有关于诚之下列对话：或问：诚之为义，其详可得而闻乎?曰：难言也。

如果孝只是事为上奉亲与事君，那么，如何让自家立身呢?因为立身并不只是因奉亲与事君而获得好的名声，而是自身作为人而站立出来，即在回应与承受天命中确证人作为人而存在。静默而渊意味着：人之所以为人，世界之所以为世界，总是在回应与承受天命之言说，从而背负着天命而有所作为。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后来周濂溪让二程兄弟寻孔颜乐处，卒启迪了程氏兄弟对天理之体贴，最后使得宋明理学蔚为大观，为吾华族精神生命之维系，进而成为民族安身立命之教，则对天命之回应与承受，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民族，焉可忽哉?!因为这对个人而言，确证了其作为人自身之存在。诚之者，则是就工夫上说人之回应与承受天命。

同时，人必须担负着化育万物的使命，才能完成人之为人之存在。於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盖曰文王之所以为文也，纯亦不已。此外，由于一君与万民之间的对立日趋紧张，晚明时代也日益暴露出了君主集权的问题。

触发意念产生之际，知善知恶的念头就存在于这个意念当中，使得知善知恶的意识始终贯彻到意和物的互动过程中去，这就是良知。体无中的无一方面呈现了人的有限性，但另一方面却并未导致虚无主义，而是确立了有的整体性意义，开放了有的更大可能性。因此，这个时期的流民运动已经不再能够通过国家再次的编户齐民化而得以缓解，而是最终朝向了庶民社会的形成。这个领域是什么呢?我们只能把它叫作无，并且不知道它的内容。

曲折提供了某种动力，也就是说曲折是一个必要的曲折，而不仅仅是曲折而已。这些暴涨的人口逐渐成为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土地兼并而形成流民运动的重要来源。

只有建立起良知作为存在感应的意义，良知在情感意义上的价值感应才是有可能的。向死而生就是无中生有。同时，这也是本体的工夫，即本体以为工夫。这种要求或愿望基本上代表了当时江南地区大多数阶层的利益[11]。

如果说他在佛、道二教上的工夫都是在无上做工夫的话，那么他通过无的工夫把所有的烦恼念头都放下了，却有一个念头真切地凸显了出来，这就是思亲的念头。……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这是由天下政治的格局决定的。[5]赵轶峰：《明代的变迁》，上海三联书店，2008，第324页。

来源：《中国哲学年鉴》2015年，第46-60页 进入专题： 阳明学 王阳明 晚明 。[7]佛、道二教在晚明发挥着儒教应该发挥但却没有发挥的作用，成为百姓日多一日前提下，宗法、党正、族师无所应其需要之际，分儒家之劳而使穷汉有所依托以就活的吉凶缓急之所依赖。

盖天地之苦心，而圣人之神道设教，无以加矣。所以立志的根本性意义，不只是给我们的人生定立一个方向，同时它也给我们自己的世界定立一个方向，对自己负责就是对世界负责。

惟商也，无所休，其早作夜思，白首而不厌者，凡以为利也。明人何塘在《均粮私议》中说：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天下之士非士也，皆商而已。良知的知来自于《大学》中的心意知物。良知作为一种精神存在，目的是为了建立起世界和个体的整体性关系。实际上，佛、道二教无的工夫，在晚明近代性视野下是充分适应个体孤绝化情境的工夫。

晚明包含着的是从中国出发的另一种近代的可能。庶民社会的形成瓦解了旧的宗法社会的秩序，佛、道二教在这个时期发挥了庶民宗教的作用。

其实，不讲其他环节，仅就阳明所讲立志这一个环节，实际上就已经是圣学的全部，因为圣贤的境界最真切地展现在这里。思亲情感的产生有一种特别的意义，如果说无是否定世界的虚无的力量，那么思亲情感的凸显，表明无并非是断灭。

阳明开示了一条道路：由无所开显的孤绝化的虚无个体，实际上是可以包容整个世界的，是可以在充实自我的同时充实整个世界的，或者说有限的个体是能够在真实地承担起自己责任的同时承担起世界的责任的。这是深入中国人心的社会理想，正如良知的发现不是阳明个人的发现而是文明的事件、文明的发现一样，这样的社会理想实际上也是中国文明的发现。

夫果流为商者千百，而可谓有士乎?则直谓之三民已矣，盖士之亡亦既久矣。庶民社会需要一种适应这种平等性的价值整顿与秩序再编成。三是在社会功利化的同时，个体欲望的解放而导致的社会风尚的奢靡化、道德的沉沦感和人情之硗薄。这是理解阳明的第一个关键点。

这就是无中生有的本体论意义，生是存在感应意义上的创生。在经济发展上总是会有某种先进地区作为原发地，但政治不可能仅仅根据经济发达地区的状况来规划自己，而必须照顾全局。

四民变而为三民，瓦解的不仅是士阶层的认同，实际上也意味着原来存在于四民之间的身份结构的松动，社会等级逐渐朝向平等化，农工商的地位不断上升。庶民社会之所以得以形成，一是商品经济的繁荣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流动性的增强。

这是晚明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方面。对此，顾炎武持批评之态度，主张废天下之生员而官府之政清。

庶民宗教与民间宗教之间的不同，主要是它们各自与儒教社会体制之间关系的不同。以往对于阳明学的理解有很多种说法，比较典型的说法是阳明这一生有五溺、三变，即沉溺在所谓的任侠、骑射、词章、神仙、佛老当中，并且经历三次人生转变。对于阳明人生的不同描述都说明，阳明一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如前所述，良知是可以生天生地的，那么这个良知到底是什么?这个能够生天生地的良知，已经不能简单用情感来描述了，它其实是对人的精神存在的一种描述，它为作为情感的良知奠定了一个更高的基础。

佛、道二教成为组织庶民生活的精神和伦理资源，晚明时期佛教进入丧礼成为显著的文化现象。于是，儒学如何从传统中创造出适应庶民社会需要的新伦理秩序，就成为晚明儒学所努力实行的礼教再编成运动的时代动因。

作为晚明历史变迁的一个突出因素是人口的暴涨。[1]也有学者将明代历史分成四个阶段，除开国一段外，仁、宣以后开始的治国阶段大致分成三期，正德、嘉靖后为之一变，万历为之再变，而实际上明代的变化早在成化、弘治时代就已经开始，是明朝社会变迁的第一次萌动[2]。

吾语子：今夫工各以其技受直，虽甚巧，不可以坐得食也。于是，晚明出现了大众性的文化生活和文化消费，精英文化和庶民文化开始融合。